音乐生活报

本报记者 孟园 李明彦

       “感人至深，技艺高超，那么优美但精神上却总能给予人激励，充满魔力而令人惊奇不已”，世界著名的作曲大师约翰·克里亚诺曾这样评价叶小纲的音乐。

       交响乐、室内乐、影视音乐作品、电影音乐……叶小纲的音乐之路似乎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刻，就像他说的“音乐创作中我从未遇过坎儿，对于我来说，创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”。

叶小纲作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，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导，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……不管是以哪种身份，他始终只是在坚持一件事情：完成人生的夙愿，搞好音乐创作，为后代留下值得研究、借鉴、真正有价值的作品。

       成功举办了十一届的“北京现代音乐节”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标杆，叶小纲作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，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及现代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，而对于他所要走的音乐道路而言，这些绝对不够，更不是全部，值得我们等待的还有很多……

9月22日，在久负盛名的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将举行《中国故事——叶小纲与底特律交响乐团》音乐会，这是美国主流交响乐团在新中国成立近64年来，第一次为一名中国体制内主流作曲家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。12月份歌剧《牡丹亭》将要演出，叶小纲目前正在呕心沥血的进行创作。

音乐需要观念的碰撞和交锋

       北京现代音乐节自2002年创立以来，已走过十余年光辉历程，经过十年的历练，北京现代音乐节在不断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，发展成为国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现代音乐盛会和文化盛会，同时也逐步跻身全球最受瞩目的现代音乐节之列。“我们的宗旨是向观众呈现多元化、多流派、多种风格的音乐。在贴近社会，符合学术标准的同时，也尽量展现更多新奇的作品。”叶小纲说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作为北京现代音乐节的艺术总监，今年与往届相比有新的亮点吗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本届音乐节延续一贯的作风，主要是把音乐呈现的多元化。音乐节演出了周文中、罗忠镕等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过一定贡献的作曲家的经典作品，表达了我们在学术方面的意图。今年首次演出的重要流派是美国著名的Bang on a Can乐队，这支乐队由六名纽约乐坛最具创新性的音乐家组成，他们将古典艺术和其他流行音乐传统中的力量与活力结合起来，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现代音乐乐团。此次在中国首演很成功，当然也有部分还不太接受简约主义流派的观众，他们有权力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不过我认为，这恰恰也是音乐节多灵境的一面。创新的体验和启发，正是现代性音乐的特点之一，这场音乐会则将诞生于1960年的简约音乐展现在对其并不熟悉的中国听众面前，观点的碰撞有益于艺术思维火花的迸发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本届音乐节现场的反响如何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效果很好，观众比较喜欢。当然，一场音乐节不能全是引人叫好的作品，就像办电影节，不是每部电影都让观众叫好，总是有主打的、边缘的，甚至有大部分人接受不了的题材，但这并非是想达到哗众取宠之效。作为主办者是乐于见到不同观点的碰撞，不同观念的交锋，并进行探讨、沿袭，这才是办音乐节的目的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你认为举办音乐节最大的收获以及贡献在于哪些方面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在传承中国民间古典音乐方面做的比较多一些。音乐节中有一台精彩的苏州评弹，音乐节当天全场爆棚，反响特别好。时代不同了，大家对古典的音乐类型都不熟悉，但从当场的反响来看，传统艺术还是有相当大的魅力。在音乐学院进行这样的演出，是对学生以及所培养的对象进行了地方文化的熏陶，让他们有意识的认识到，对中国重要的地方文化瑰宝的认识和传承。今天一场很小的音乐会，对将来学生的创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，我相信对今后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有很大的思想、艺术上的价值。

音乐在我心中能改变命运

       作品的语言从来不倒置，和声从来不生硬，衔接的非常流畅，对于后代来讲，叶小纲的音乐不仅是一笔财富，更带来了一条可创造之路，值得后辈们研究、传承。

       从哲学、思想领域对民间音乐的探索，对中国和声的探索，强烈的艺术性、传统文化艺术元素，让叶小纲的作品变得独特；对于音调与语言谐和的研究，让他为中国音乐分析开创了一片很广阔的学术课题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能不能谈一谈你在音乐路上最重要的转折点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小时候就认为学音乐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《红舞鞋》，讲述一个作曲家和芭蕾舞演员的故事，当时感觉艺术真的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。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被剥夺了学音乐的资格，送到了农村、工厂，学过钳工、电焊，生活特别苦，压力也非常大，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人生。后来过了特殊时期，继续学音乐可以考取文工团、当文艺兵，就成了我强大的动力，音乐在我心中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。后来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，不仅有机会能当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，而且意味着可以成为真正的音乐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如果说在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前学音乐是为了改变生活，那么现在是什么让你坚持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，未来的人生说长不长、说短不短，未知的因素太多了，现在急于完成这辈子的理想，希望人生能更加完善，因此觉得压力比以前更大了，也比以前更紧张了，所以这些压力就是动力，有种想要赶紧完成人生夙愿的感觉。我五十岁的时候说过 “人生重新开始”，其实发现到了六十岁也一样，如果把每天每分每秒都当成新的开始，会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更加珍惜。

记者：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对你的学生有哪些要求？有没有什么建议？

叶小纲：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学生能够意会到我的一些“暗示”，这种暗示有时候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。学生们需要我手把手扶的东西太多，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，经常会给老师惊喜，这是实话，而现在的学生给我的惊喜却不多。现在的学生大多没有静下心来，太浮躁。社会太喧嚣，人也变得盲目，与我们那个时代差别很大，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，也不能说现在就比过去差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多花时间在艺术上，多花时间学习，想点哲学的问题、人类的终极问题、本质问题，会对他们有好处。

记者：近期会有哪些新的计划和活动安排？

叶小纲：音乐节忙完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需要完成，9月份由国务院新闻办、国务院侨办、中国文联为我主办的音乐会，在纽约林肯中心大音乐厅举行。12月份歌剧《牡丹亭》要演出，目前还在进行创作，这部作品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环境，它不仅仅是爱情故事，而是整个社会百态。

创作的敌人是时间

       1994年《最后的乐园》、1985年《地平线》，2009年《大地之歌》以及2012年《喜马拉雅之光》、《共和之路》、《临安七部》，电影音乐《玉观音》、《太行山上》等，都是向全世界展示“中国”人文历史的厚重与精彩，让民族音乐走向国际，让中国气派辉映全球的经典！

       记者：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，你认为民族音乐当今正处于怎样的环境中？怎样才能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音乐产生共鸣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就好比说东南亚的音乐，最早的时候和中华民族的音乐其实是融为一体的，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，分得越来越开。我们现在总是强调现代化，很多音乐类的电视节目都爱做摇滚、流行，传统文化丢失的比较多，对于民族音乐、传统文化的保护，是我们以后文化政策方面要研究的方向。此次音乐节，国外的音乐团体来了很多，有一台德国德意志的四重奏，演出了当今最顶尖作曲家一些非常前卫的作品，学术价值非常高。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谈论歌剧创作的论坛，我非常好的同学、作曲家刘索拉以及国外的一些专家，举行了一次世界音乐节艺术总监的会议，探讨关于以世界音乐联盟来共同推广作品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做音乐三十多年来，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或者瓶颈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我对中国传统诗词方面有一些爱好，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、浩如烟海，人的一生很有限，精力也非常有限，我所做的古典诗词类的作品有《临安七部》、《岭南四首》《悲欢之歌》等，现代诗词有《共和之路》等。创作的过程都很顺利，没有苦于写不出来的时候。我创作最大的敌人是时间，经常没有时间，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你认为以今天所达到的成就，为民族的文化、艺术做出了哪些贡献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谁也不敢说究竟为民族文化、艺术做了什么，究竟能做到和理想能做到并不是一回事。一部优秀作品的文化价值、历史价值、哲学价值都是经过毕生努力而总结得来的，我的人生还未走完，不过我现在做每件事后都会进行总结，并且把每一天都当成是人生最后一天来对待，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，会让我把事情做得更加仔细、完善。总不能把每部作品留下来来让后人总结，就像今年九月份去林肯中心演出的作品《最后的乐园》，我又趁此机会修改了一遍，定了一次稿，这样才喘了一口气，觉得这个作品OK了。

       记者：《最后的乐园》是你的代表作，更是时代的经典，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？

       叶小纲：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农村生活，尤其是我所经历的农村时代，是一部单乐章交响乐作品，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而创作，其中蕴含鲜明的哲理性。这部作品具有无标题性质，但在音乐的最后，我描述了一种送葬时的欢愉过程。我认为对被送的人来讲应该是愉悦、欢乐的。经历过这么长纷繁复杂的人生，这个过程并不应该是痛苦的，而应该感到快乐。苦难留给尘世，潇洒迈向天国，这种认识的产生，则是通过音乐的创作、对内心的发掘而得到的，人的内心是一个宽阔的宇宙，内心愈宽广，宇宙愈开阔。

《音乐生活报》第969期